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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有你,

按照通常的惯例,绝交书应为日文,由清国驻日本使馆的工作人员翻译成中文,再加密,拍发国内。可汪凤藻拿到的绝交书,却是已经译好的中文稿件,而且译得四骈六丽,流畅无比,无一字疏漏。
欧美国家为了节省电报字数,往往采取缩写形式:“GM”代表早上好,“SFD”表示停下来吃饭,英国农业部在印度使用“envelope”一词表示“大群蝗虫已经出现并毁坏庄稼”。人们为了省钱,还经常使用英语单词“停止”(stop)代替句号来结束一句话,因为“停止”这个词免费,而一个句号却要收取额外的费用。中国也有类似的习惯,各类特别业务,除另有收费规定外,均需在电文末了加一规定字样,如加急写“急”,校对写“对”,候复写“复”字。
此役丧权辱国,颟顸之至。不过电报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倒是发挥得淋漓尽致,让清政府尝到了远程遥控的甜头,认识到了电报的重要性。于是从光绪十年开始,在军机处建立电报档案,光绪帝亲自下旨将电报视作公文来对待。同僚之间的电文往来,被称为“电牍”,给皇帝的电报奏折则称为“电奏”。
这份通电是篇奇文,它最著名的两个特点是:行文上辞藻斐然,逻辑上胡说八道。两者都被康圣人发挥到了极致。比如谈到前清覆亡,康圣人说“劝惟治国犹之治病,必先洞其症结,而后攻达易为功;卫国犹之卫身,必先定其心君,而后清宁可长保”,用的是诸葛亮舌战张昭那套“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以饮”的理论,对清季腐朽乱象不置一辞;谈到国家体制,他又搬出杨度那一套——“何如摒除党见,改建一巩固帝国,以竞存于列强之间,此义近为东西各国所主张,全球几无异议”。尤其是“全球几无异议”六字,实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第二种是电报的译码成本。因为电报传递的只是信号,还必须让人把文字翻译成电码,再把电码翻译回文字。这在电脑面世之前,是个吃力的活儿。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人,应该还记得列宁去世那一段儿:
这一篇二次讨袁时的通电檄文,若论文采典雅,稍逊汉祥,但自有凛然气势,至今读之,追思松坡将军威仪,仍旧让人神往不已。用来结束此节,最合适不过了:
除了这些,中国人独具只眼,发明出了极富中国特色的省字方式。
也幸亏如此,否则如果盛宣怀从电报局总办的位置上被调离,在接下来中国和大东、大北公司的交锋中,能不能像历史上一样大胜,就很难说了。
说句题外话,后来丁日昌升任江苏任巡抚以后,他的儿子丁惠衡因为斗殴惹出了人命关系,潜逃不归。新到任的两江总督奏请朝廷合议此案。后来这案子还没等最后了结,这位两江总督就被一个前捻军将领刺杀而死。一时凶手的动机众说纷纭,有说是兄弟恩怨,有说是湘军内讧,有说是谋逆倾轧,还有人就怀疑这次刺杀案是丁日昌主使的。后来这个主张被主审官郑敦谨驳回,因为丁日昌一贯行事端正,这次儿子出事,他大义灭亲,亲自押着儿子来自首,说他买凶杀人根本没有证据。
他把军阀们的照片一张一张全放在了头版,每个人照片底下还加了一个外号。张作霖就是“奉民公敌”、李景林是“直系公敌”、张宗昌是“鲁系公敌”。可写到吴佩孚的时候,邵飘萍却犯了难。
1793年,法国查佩兄弟俩在巴黎和里尔之间架设了一条230公里长的托架式信息线路。这两兄弟也是第一个使用“电报”这个词的人,但这时候的“电报”,还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电报相去甚远,只能传递一些极为简单的信号。
上海道与登莱道不同,道台蔡钧接到密电之后早已经严阵以待,只等重庆号自投罗网。亏得英国驻上海领事白利南从中斡旋,派了一个上海英租界工部局的职员在吴淞口先拦住重庆号,找到康有为,把慈禧的密电给他看,康有为这才知道自己大难临头。他当即被英国人转移到英国轮船皮莱瑞号,然后转送香港,旋即出国,从此开始了流亡生涯。
如果恒宁生知道自己的翻译日后是这么厉害的一个角色,不知在谈判桌上是否还能坐得住。
盛宣怀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约见了丹麦大北、英国大东两家公司的代表,并和他们私下达成密议,电报总局可以以3倍的价格买下这两家公司的电报线路和器材,条件是他们不准与胡雪岩进行任何交易。当时的中国国内根本没有生产这些东西的能力,只能靠从国外进口,胡雪岩无奈,只好不断提高收购价格。盛宣怀见此情况,又生一计。
而正在战局胶着不下之际,一封电报——准确地说是一封电报中的一个字却魔术般的改变了整场战争的走向。
等到了1987年马可尼创办了“马可尼无线电报有限公司”的时候,《时务报》不失时机地又登出一篇消息《电浪新法》:“用大小合度、力量相当之电机,数英里之遥,凭空发信,现用哈子(赫兹)法之电浪试验”。“于一英里之外,设一电机,并在隔一山处,亦设一机,激动电浪,则两机俱应,是则电浪竟能穿山水矣。”这两篇报道,使国人及时了解了无线电报的特性和原理。

走地线的好处第一可以保证信号稳定和线路质量,不用担心风吹雨琳;第二也免去意外损毁的麻烦——自从丁日昌、李鹤年之后,老百姓们对拔电杆兴致高涨。不过地线技术尚不成熟,无法应用于长途线路,好在从厦门海滨到田尾没多远,正合用。
在他之前的发明家们——比如许林格、惠更斯等人——都在试图找出一种通过电流传输,用导线或磁针的多种排列和位置改变来代表26个字母的方法。但是这样的实现方法技术难度大,工艺复杂,成本又高,很难进行商业推广。
这可真是瞌睡时送个枕头,龚照瑗正发愁如何在伦敦地界拿下孙中山,他没想到猎物居然自投罗网,心中大喜,他与龚心湛以及使馆的其他两位参赞计议了一番,觉得这真是天赐良机,绝对不可以放过,遂设下一个圈套。
中国知识分子的激烈手段,不外乎伏阙上书之类。远有海瑞给嘉靖的直言上疏,震惊海内;近有康有为,联合了十八省三千多位举人公车上书。从方式而论,这些上书皆是手书奏折,递送入朝,无论海瑞还是康有为,均概莫能外。
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这里姑且不提。不过东南互保事件却生动地表明,电报在短短几十年间,已经从国人眼中的洪水猛兽变成了中国政治不可或缺的一项关键工具。电报的迅捷让政治变得更加云诡波谲,变数更多。到了清末民初,更是电波纵横,往来频繁。可见电报已深深进入生活,给中国晚清政治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
除了这些,中国人独具只眼,发明出了极富中国特色的省字方式。
晚清官员,大多颟顸。既然破译不了,那就搁着吧,反正密码本是李大人带着的,出了事也是他的责任。于是道台衙门就把这份十万火急的电报搁在了一旁,打牌的打牌,聊天的聊天。
这是海线,旱线的情况则稍微有些不同。光绪年间,电报初兴,电报局比较少。像第一条民用津沪线路,从天津接到上海3000多里,中间只设了6个局而已,所以都是按照局号来收费,各局不同。比如直隶到山东一个价,浙江到福建又是一个价。那时候差不多3钱银子1个字,除了封疆大吏富贾商人以外,老百姓根本用不起。
熟悉民国的人都知道,“通电”在民国史上出现得极为频繁,深深地渗透到那一段历史的腠理中去,治史者无论如何也是绕不开的——乃至于有人说“不读通电,则民国无史矣”。民国之人对通电的挚爱无以伦比,上台要通电、下野要通电、嘉奖要通电、谴责要通电、讨伐要通电,和谈要通电,甚至大学老师被政府欠了薪水也要通电……
儿子五岁即读长篇历史小说,大学想攻文史,结果却读了通信工程专业,又到大河网从事技术工作。知子莫如母,我欣赏他的文学灵性,明白他的理想守望,却没有竭力促成他的文学梦想,原因在另一篇文中谈过:“怕是我的文学生涯勾惹了他,怕他早早学了文人的做派而又练不就文人的能耐,怕他滥用了文人的感情而又长不硬文人的风骨,怕他贪图文人的风流而又经不起文人的艰辛。”如今新书付梓,儿子一偿夙愿,我密云不雨的心头终于下了第一场雨。
有人说倘若丁公在的话,不会让丹麦人如此嚣张。其实纵然丁日昌有通天的本事,也未免能奏功。因为这一回不比寻常,是列强政府在背后撑腰。民间纠纷,尚有法律可依,政府若是耍起流氓,可不是个人可以解决的。
财政担负,直累民福,外债侵逼,尤伤国权,议案成立,特事严谨,众院赞可,宪尤著明;袁乃私立外约,断送盐税,换借外赀二千五百万镑,厉民害国,不经众院,暧昧挥霍,不事报闻,蔑视通宪,为逆已甚,其罪六也。国有元首,政俗式凭,行系国华,止为民范;袁乃知除异己,不自爱重,阴遣死士,狙杀国党领袖宋教仁,以元首资格,为谋杀凶犯,既辱国体,又诒外讥,国家威严,因以扫地,其罪七也。共和之国,建础为公,民意所在,亦曰神圣,百尔职司,义宜退听,国会初立,人民望治;袁恐政制严明,不获罔逞,乃私拨国帑,肥养爪牙,收买议员,笼络政客,用以陷辱国会,迷夺众情,使议政要区,化为捣乱之场,法案迁延,借作独裁之柄,其罪八也。元首登选,国有常经,揖让讴歌,盛德固尔,抑共和定疑,国宪崇废,悉于是觇,世法懔懔,斯为第一;袁于临时任满正式更选之际,鄙夫患失,至兵围国会,囚逼议员,使强选总统,以就己名,致元首尊官,成于劫夺,共和大宪,根本动摇,国是益以危疑,后进难乎为继,其罪九也。国民代表,职司立法,非还诉民意,毋得断阏;袁于总统既获,复虑旁掣,辜恩反噬,遽为枭獍,乃假托危词,罗织党狱,滥用行政权,私削议员资格,用以鸩杀国会,并吞立法部,使建国约法,由是推翻,元首生身,等于孽子,其罪十也。国家组织,法系严明,苟非选民,焉能造法?袁于戕杀国会之后,妄以私意召集官僚,开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冒称民意,更改约法,摹拟君主,独揽大权,使民国政制,荡然无存,澔澔新邦,悬为虚器,其罪十一也。民国肇造,本以图存,时风所迁,民强则兴,发挥群能,腾达众志,公私权利,宜获敬尊;袁乃倒行逆施,黜民崇吏,既吞立法,复尽灭各级地方议会,密布游探,诬扳党狱,良士俊民,任意捕杀,人民权利,全失保障,致群生股栗,海内寒心,毒吏得以横行,民业日以凋敝,民力壮盛,有如捕风,国势颓隤,益以卑下,其罪十二也。
他们的观感,基本上可以代表那一个时代中国人对电报的全部想象。正是这一点惊异,逐渐牵引着电报这种西洋的“奇技淫巧”融入时代的脉络,融入国人的生活,与历史进程密切相连,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
最后是慈禧一贯看不起,却又恨又怕的日本帝国,慈禧发电云:
财政担负,直累民福,外债侵逼,尤伤国权,议案成立,特事严谨,众院赞可,宪尤著明;袁乃私立外约,断送盐税,换借外赀二千五百万镑,厉民害国,不经众院,暧昧挥霍,不事报闻,蔑视通宪,为逆已甚,其罪六也。国有元首,政俗式凭,行系国华,止为民范;袁乃知除异己,不自爱重,阴遣死士,狙杀国党领袖宋教仁,以元首资格,为谋杀凶犯,既辱国体,又诒外讥,国家威严,因以扫地,其罪七也。共和之国,建础为公,民意所在,亦曰神圣,百尔职司,义宜退听,国会初立,人民望治;袁恐政制严明,不获罔逞,乃私拨国帑,肥养爪牙,收买议员,笼络政客,用以陷辱国会,迷夺众情,使议政要区,化为捣乱之场,法案迁延,借作独裁之柄,其罪八也。元首登选,国有常经,揖让讴歌,盛德固尔,抑共和定疑,国宪崇废,悉于是觇,世法懔懔,斯为第一;袁于临时任满正式更选之际,鄙夫患失,至兵围国会,囚逼议员,使强选总统,以就己名,致元首尊官,成于劫夺,共和大宪,根本动摇,国是益以危疑,后进难乎为继,其罪九也。国民代表,职司立法,非还诉民意,毋得断阏;袁于总统既获,复虑旁掣,辜恩反噬,遽为枭獍,乃假托危词,罗织党狱,滥用行政权,私削议员资格,用以鸩杀国会,并吞立法部,使建国约法,由是推翻,元首生身,等于孽子,其罪十也。国家组织,法系严明,苟非选民,焉能造法?袁于戕杀国会之后,妄以私意召集官僚,开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冒称民意,更改约法,摹拟君主,独揽大权,使民国政制,荡然无存,澔澔新邦,悬为虚器,其罪十一也。民国肇造,本以图存,时风所迁,民强则兴,发挥群能,腾达众志,公私权利,宜获敬尊;袁乃倒行逆施,黜民崇吏,既吞立法,复尽灭各级地方议会,密布游探,诬扳党狱,良士俊民,任意捕杀,人民权利,全失保障,致群生股栗,海内寒心,毒吏得以横行,民业日以凋敝,民力壮盛,有如捕风,国势颓隤,益以卑下,其罪十二也。
怎么办?是大声疾呼,还是蝇营狗苟?虽然出身商界,但他毕竟是饱受儒家教育的知识分子。在忧愤之下,经元善骨子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热情被猛地激发了出来。
通过这一章程,清朝政府正式赋予了邮传部信息检察机关的职能,言论审查制度更形严厉。根据邮传部的记载,1908年各地电局就焚毁“忤逆电报”多件,甚至说,如果发现发此电报的人形迹可疑,电局的工作人员还要“跟从稽查”,真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但是毕竟清朝国运已经衰败到了极点,钳制言论再也没有什么用处,革命运动仍然是风起云涌,并且最后断送了大清的江山。
百日维新失败之后,身为帝党的骆成骧被迫回到四川。经他之手,四川学务风气为之肃然,许多四川著名学府均是出自他的经营,门生无数。后来民国初兴之时,骆成骧的影响力已经大到不须选举,直接被袁世凯委任为四川省临时议会议长。
这位惠斯通先生是个天纵奇才。受家庭影响,他自幼就在艺术方面表现出了优异的特长,8岁就通晓诸种乐器,15岁就能翻译法国诗作,并且自己谱写歌曲。正当所有人都以为他会走上艺术家道路的时候,他却突然转换了兴趣,投身到科学研究中来。据说这是因为他厌倦了物体的外在表现形式,想要去探究其内在的运作规律。惠斯通一生研究领域广涉声、光、电等学科,发明了万声筒、分光镜、变阻器等等,还开创了测量电流速度试验之先河。甚至大名鼎鼎的欧姆定律,也是经他之手来在英国推广开来的,可称得上是一位科学多面手。我们如今所熟知的惠斯通电桥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不过这个装置是英国的克里斯蒂教授在1833发明的,惠斯通第一个用它来测量电阻,因此而得名。
在这几封电报里,慈禧施展出了浑身解数,一会儿拉着俄罗斯,说“贵国与中国,绝非寻常邻谊可比”如何如何;一会告诉英国中国若跨掉,其他列强难免会侵占英国在华利益;一会又拽着日本,苦口婆心地讲所谓“唇亡齿寒”的道理,说“万一中国不支,恐贵国亦难独立。彼此休戚相关”云云。可说是把所有离间的手段,都用了出来,只盼着各国“彼此相疑,纷生龃龉”,清政府便可趁此间隙喘息一二。

尤其是在这两封通电里,吴佩孚只字不提南北对错如何,只说国家要谈判,人民要和平云云。这样南方觉得吴佩孚是知己,是个大好人;北方最多觉是他不过主和派的一条枪,不至于到叛乱的程度;懂政治的老百姓看了,更会对为民请命的吴将军感激涕零。这一石数鸟、脚踏三船的通电操作,尽显吴的手段。

那边厢曾纪泽带着成果去给英国人看,成功地提高了鸦片税。这边厢盛宣怀叮嘱大东公司这份合同千万保密,而且要求他们延缓半年到一年再行施工。大东公司虽不明就里,但也满口答应了。

丁日昌是个天生的耿直汉,眼睛里揉不得沙子。他20岁那年考中秀才,补了一个廪生。按照道理,廪生应该是由朝廷供养,可当地官员手握钱粮就是不发。丁日昌气急了,一个人跑到县衙门口击鼓大骂:“青天白日,饿死廪生!”直骂得县太爷缩在后堂不敢出来,其个性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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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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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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